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又扯出了另一个大问题，要分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有细心的官员粗粗一算，摇头连连。英华所控地域，以百县计，官府下乡后，到时就是近万官员。算上官员俸禄，外加公所开销，怎么也得二百万两银子，而广东一地在满清统治时，每年向户部上解钱粮也不过七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怎么分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够分。

这官员是原广东巡抚衙门的吏员，当然是从大面上看问题，没等李肆说话，苏文采就反驳了他。地方杂派呢？杂派都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先不管是谁收了，也不管工商那一部分，广东一省民人每年要纳接近三百万两银子的钱粮，这还不够分？

这事李肆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对民人来说，正税都还是小头，杂派才是大头，杂派里还摊着官员的索取。更要命的是，中央所要的正税很难对得上实际情况，对地方来说都是定额税。而地方自收的杂派，却能一层层接近真实情况，害民最大的一层，其实还是像钟上位赖一品那样的乡绅，因为他们最熟悉真实的“税源”，这就是一路搭车下来的结果。

将正税和杂派当作一块大饼通盘考虑的话，问题就不止是怎么分，而是要先回答官员们所问的“怎么收”这个问题。很多杂派是收到吏员乡绅腰包里去了，官府可没收到。

让地方和中央分税，只是李肆治政构想的表象，根本目的是融解过往的儒法社会架构，逐步推动地方有限自治，而这就需要另一项措施来配合，那就是地方议会。但眼下还远不是时候，李肆的安排是先打下基础，将儒法社会原本的自治引导到近现代国家的地方自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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