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宣战诏书是6月21日发布的。同时发出的，还有勤王诏书。毕竟慈禧对她的京畿武力是不那么放心的。

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荣禄在这一天给南方的督抚们发去一封电报，口气和观点都令人万分惊异，因为在这封电报里，荣禄是以彻底的反战派面目出现的。

荣禄先是谴责了朝廷攻杀使臣的“罪行”，说“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然后又断言“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讲了朝廷走上这一步的无奈，斥责了满清权贵除“庆邸”（指庆亲王奕劻）外，大半成了拳匪了，“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众”，最后提醒南方的督抚们，战争爆发，南方势必受到危害，应早做准备。

荣禄真是那个时候最令人难以捉摸的人。从这封电报可以断定，荣禄对慈禧的忠心实际上很可疑。他又在脚踏两只船了。而且，他对京畿战事极度悲观，将自己的余生寄托在了南方的督抚们身上。

南方的大员，以刘坤一、张之洞及甫至两广的李鸿章为首。论风骨、见识和威望，当时的满清朝廷，无人可比此三人。

袁世凯还排不上号。

电报是个好东西，比之前的快马八百里加急要方便多了。在这之前，刘、张、李三位疆臣一直关注着京师的动静，彼此商议着应对之策。

至洪杨乱起，朝廷便呈现出内轻外重的格局，湘、淮两系的大员因战功占据了十八行省督抚宝座的大半，朝廷在战时是无奈的，战后自然猜忌的紧。曾国藩，中国这位近代军阀的鼻祖，掂量轻重后，不顾下属各种方式的劝进，决意与满族朝廷合作到底，以裁撤湘军换来了朝廷的放心，也得到了自己和子孙的富贵和安全。他这个头带的好，免除了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可能出现的内战，换来了昙花一现的所谓“同光中兴”，表现在政局上就是朝廷的威权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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