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见面会的影响超出了刘一民的想像。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虽然很落后，但有一点是后世人想不到的，那就是新闻业相对发达。

报纸不必说了，自从清末发展起来后，到了30年代，各大城市都有报纸，像成都就有十几家报馆。

异军突起的是广播电台。自1920年11月2日美国匹茨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座商业广播电台后，广播电台作为新的传播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1925年日内瓦成立国际广播联盟，决定把全世界的广播域分为15个波长，规范了广播发展。这样，外国人首先就在中国开办广播电台，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就是在美国人斯奥斯邦1922年创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上广播的。慢慢地，国人开始陆续开办广播电台。到三十年代中期，全国就有各类商业广播电台90多座，仅仅上海一个城市，私人开办的各类广播电台多达几十家。所以，那个时代的军阀政客流行发通电，任职发通电，下野发通电，拥护发通电，反对发通电，骂架发通电，开战也发通电。通电一发，天下尽知。

刘一民的记者见面会情况，就是被几个记者以电报稿的形式给捅到全国去的。

这一下，全国各大城市都知道红军占领了四川省会成都，知道了何健湘军被歼灭三个师、薛岳中央军被歼灭近四万人，也知道了红军要求北上抗日的主张。特别是刘一民提出地“无论国军还是军阀部队，凡是敢于追击红军的都是汉奸，一律消灭”的说法和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不能代表全民族利益的观点，引起了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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