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九年悄然而来，只是这个纪年在北京不能大声喊出来，除非是活腻了想让清军砍头。然而经过了血腥劫掠之后，北京的老百姓们对满洲人已经深恶痛绝，再不肯用“顺治三年”的叫法，于是更为书面和正规的“丙戌年”就成了普遍说法。

在私底下，更有不少人以“狗年”称呼这个倒霉的年份，同时在“狗”这个字上加了重音，颇有些暗指的味道。

多尔衮在大年初一入宫与皇帝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贺，旋即又去了内宫与听政太后商议国事。这种行径对于满洲人而言不算过分，但在汉人眼里却是有悖伦常。而道德具有传染性，所以就连许多汉化程度较高的满洲人都难以接受。

只是眼下济尔哈朗因为天津之败和京观失察之罪抬不起头，使得多尔衮权倾朝野，没人敢于置喙。

其实多尔衮倒真的是去找布木布泰商议国事的。

而且是关乎整个满洲的命运：是否放弃北京，退回盛京。

布木布泰自知没有先帝那样的雄才伟略，对多尔衮这个“聪明王”的名声也充满了怀疑，于是她想起了祖制。

祖制是以四大贝勒南面并座，不分高下，共同议政。后来黄台吉花了大力气，将旗权拢到自己手里，终于实现了单独南面问政，贝勒赐座，其他人侍立的规矩。即便黄台吉称帝之后，满洲的旗权和政权仍旧相互抵触，尚且不能算是完全的封建政权。

从黄台吉死后来看，满洲人争夺帝位的方式也是比谁的牛录更多、拳头更大，仍旧是传统部落时代的习俗。

此时既然没有人能够独当一面让大清统一起来，那最牢靠的办法还是请来各亲王、贝勒，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民主”讨论，最终达成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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