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许多优秀的政治家，或者说是官场老狐狸，在国统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迂腐。

比如嘉靖时代的大礼议之争。

嘉靖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就到底谁是他宗法意义上的父亲、该享受何等封号、能否进入太庙、以及庙谒和乐舞的规制……展开了长达十七年的斗争。最终，嘉靖帝以坚忍不拔和手段狠辣赢得了这场朝堂上的战争，为此也背上了“暴君”之名。

万历年间，万历帝宠爱郑贵妃，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想立郑妃之子朱常洵，而不是长子朱常洛，由此引发了历时二十九年的国本之争。一直到发生梃击案，福王就藩，方才落下帷幕。他不像祖父那样心狠手辣，所以败在了东林党手中。国本最终还是太子朱常洛，也就是朱慈烺的爷爷。

无论是为父亲争，还是为儿子争，说到底就是争“国统”。

朱慈烺最初并不能理解皇帝和文臣的这种执拗。等他真正能够从明朝人、明朝皇帝、明朝士子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时候，才明白其中深意。

想想看，文官们当初跟正德皇帝的关系也不好，而且嘉靖刚登基时在他们眼里还是个不错的年轻皇帝，起码没有正德帝那般胡闹。

兴献王本身从未得罪过文臣，是宪宗第四子，而且已经作古，就算给他个皇帝称号又如何？就算庙谒的时候排场大点又如何？就算乐舞的人数多点又如何？

但是，就不可以！

因为这些表象之下，是明帝国，乃至华夏社会的承重墙。

这面承重墙就是：纲常。

在儒教纲常的基础上，国家、民族、文化才能层层建设。若是这个基础被人破坏，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会崩塌，秩序就会被破坏。而秩序一旦被破坏，他们所掌握的游戏规则也就会改写，甚至有极大可能失去制定规则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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