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三卫原本地位不彰，在京畿附近诸多重镇面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弟弟”。直到万历年间，因为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唤醒了大明朝堂上下对“倭患”的不良记忆。

当时的大学士赵志皋对形势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说：“倭之不能北犯中国者，惟恃朝鲜全、庆二道为我卫耳。全庆亡，朝鲜必亡。朝鲜一亡，则倭不从陆犯辽，必从东汉、临津、晴川、大定、大同、鸭绿诸江分兵四出。凡东南沿海皆有切近之忧，此目今一大患也。故全、庆必当屯兵，以至沿海边卫均当预防。”

“天津北拱神京，南通运河，舳舻之会，冠盖之场，鸭绿扬帆三日可至”，在此情况下，“天津、登莱莫若添设备倭抚臣一员，南防中原，北壮神京，东障海岛。此内防之最不可缺者。”

朱慈烺在宫中读到这段档案的时候，不能不为之叹服。在后世那么多人质疑朝鲜战争的意义时，浑然没有想到，早在万历时代，朝堂诸公就已经认识到了朝鲜实际是中国屏藩的意义。

天津正因此设立了巡抚和总兵，不过并非地方巡抚，而是专务巡抚——天津海防巡抚。由山东布政使万世德加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天津登莱海防事务。又因为朝鲜国力薄弱，无法支持入朝明军的粮饷问题，所以万世德以及其后的天津巡抚都致力于开垦屯田，将职权范围扩大到了民政。

万历二十七年朝鲜倭乱平息，天津巡抚移抚保定，直到天启元年，建奴占据辽阳，金、复、海、盖四州都为建奴所有。这四州距离天津真是盈盈一水间，顺风扬帆两日可到。天津作为南北咽喉，是辽西水陆货运的枢纽，又是征东军的粮饷供应地，不能不设重臣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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