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这个人绝对可称得上儒家的卫道士。他这次来，不出意外，正是因为对学官进行数理化培训考核的事。

他在传统的儒学方面有极深的造诣，这一点秦牧是承认的。加上他声望很高，秦牧要用他，但又担心他阻碍自己一些新政策的推行，于是，把他扔到史馆去修史。

都六七十岁的人了，等修完《明史》和《秦史》，估计也可以回家养老了。

二人埋头在史馆，十分投入，可谓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修两部史。之前的风波他们都没有参与，这次突然双双为数理化考核的事跑来蒹葭殿面圣，秦牧很怀疑其中是有人在煽风点火。

刘宗周这个人，思想很保守，他拒绝西洋新思想，是儒学后期迂腐思想的代表之一。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

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

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实在不合时宜。

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

只要有些眼光的人，都不难看出，都火烧屁股了，还让皇帝去明圣学以端治本，这是非常迂腐的想法。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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