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书房里，礼部尚书覃秋白说道：“秦王，当年明太祖占领江南后，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又积累了数年，待实力雄厚，准备充足之后，才兴师北伐，是以北伐之战势如破竹，一举驱残元于万里之外。如今吾王定鼎金陵才一年，南方尚未扫清就兴师北伐，是不是太过于仓促了？”

他的意思，比杨廷麟更为保守，杨廷麟考虑到北方无数汉人沦陷胡尘，支持尽快北伐，只是对杨慎提出打夏收时间差的策略有疑问，认为这样太仓促，这一点秦牧自己也承认，是有点仓促，但从杨廷麟的意思听来，他是支持在今年北伐的。

而覃秋白的意思，显然是想再积蓄几年，等大秦实力更加雄厚之后再北伐。

内阁首辅司马安当即摇头道：“覃尚书所言，本官不敢苟同，前车虽可鉴，但凡事不可一味套用前人之策。正所谓时也，势也，我大秦面临的时势，与明太祖面临的元末时势大为不同，若是一味套用明太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实为不智也。”

司马安的话让覃秋白暗暗有些不快，当即问道：“还请司马阁老赐教，这二者之间有何不同？”

御书房里的其他大臣，也都将目光投向司马安，想看看他有何独特的见解。

司马安沉稳地说道：“这不同之处，第一，元末之时，未有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湖广的开发更远远没有达到我朝这等水平，在吾王精心治理之下，如今的湖广粮食产量已经隐隐超越江南，至少可以与江南齐驾并驱了，是以，广积粮这一点，明太祖需要几年时间，而我朝只要一两年就可以了。

第二点，高筑墙，明太祖高筑墙，是因为南方尚有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威胁。方今纵观天下，南方虽然还有广东、广西两省之地未纳入大秦治下，但论其威胁，实不足虑矣。况乎，明太祖所筑高墙尚在，我大秦有必要再筑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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