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时代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远比谭延闿前生记忆中后世大都市中一个城市的外国人数要少得多，但是能够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简单的被谭延闿分成两种人——一种便是以赫德、金登干、朱尔典为代表的最难对付的外国人，和他们打交道远比和他们背后的政府打交道要困难的多，他们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熟悉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潜规则，对于维护列强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无比得上心，这种责任心甚至超过了本国政府在外交渠道上的关注度；另外一种就是像美国公理会牧师溥明恩那样的外国人，他们虽然也有类似赫德那样的品质，但更多的是虔诚的教徒，在中国热心于办学校、办医院。

显然谭延闿对类似赫德这样的外国人是极为排斥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赫德等人的敬业精神也为他所佩服——他手底下的外交官和赫德这样的外交老手相比实在是太过稚嫩了，他们虽然明白这个时代国家生存的准则，但是在手段运用和政治嗅觉上，显然比赫德他们差了不知两筹。中国的外交官走向成熟还需要时间，谭延闿也理解这一点，除了给他们时不时的予以点拨之外，还专门在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的原京师大学堂中设立了国际关系专业，用以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并且将这些外交官员派送出国，到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大学中去深造。

只要现在想到并且积极的去做，一切都不会晚，在谭延闿看来中国有至少十年的时间等待这些外交官成熟起来，到时候在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泥潭中，就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其实不光是外交人才，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缺少的人才实在是太多了，展现在谭延闿面前的虽说不上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但无论是兴办企业、学校、军事系统等等方面，对新式人才的渴求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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