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86年的夏天，何海峰预言的经济硬着陆终于发生了。

当年的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轨的时期。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地方的管辖权，允许地方拥有投资、外贸、劳动用工等权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尚未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主体，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其缺乏预算约束，不管花多少钱，最终都是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

有投资权利而且没有预算上的约束，从经济理论上说，地方的投资将趋于无穷大。在1985年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各地政府竞相上马各种项目，在地方官员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缺钱”这样的概念。银行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它们不敢违逆地方官的指令，因此不惜以透支的方式不断地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导致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范围。

何海峰曾向林振华说起过，一部分学者提出了软着陆的设想，希望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各地方政府能够主动地压缩基建规模，使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但事实上，这种设想仅仅是一种空想而已，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大家都希望别人压缩，这样自己就能够从压缩中受益。当所有的人都这样思考问题时，经济学中著名的囚徒悖论就出现了，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热度持续上升，直至崩溃。

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很简单的，那就是资源的约束。预算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趋向无穷，但这些预算最终必须变成建设所需要的钢材、水泥。当这些物资无法保障的时候，庞大的基建就不得不停止了。在这个时候，市场上物价飞涨，外汇严重短缺，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原材料而无法进行生产，从而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困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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