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17亿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用某家西方电视台的报道来说：印度战争之前，印度的问题是几百个婆罗门贵族争夺利益而产生的问题一，而印度战争之后，印度的问题就17亿贫苦大众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问题。

这句话从根本上反映出了印度的国情，也反映出了共和国面临的问题。

当初，裴承毅退出竞争总参谋长的行列，主动提出前往南亚战区司令部，就是因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亚战区司令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一个非常了解当地局势的司令官。王元庆没有同意裴承毅的请求，把刚刚晋升为陆军少将的袁晨皓派了过去，也是因为袁晨皓全程参与了印度战争，是共和国军人中，除了裴承毅之外，最了解印度与南亚局势的将领。

虽然年轻了一点，但是袁晨皓在南亚战区司令部的表现可圈可点。

当然，裴承毅早就明白元首这么安排的用意。

从根本上讲，共和国在印度的处境比较尴尬。早在战争爆发前，王元庆就明确提到了战后问题，即如何解决战后的印度社会矛盾。正是如此，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裴承毅准确无误的抓住了重点，一再缩短战争进程，以便让王元庆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战后的印度社会问题。即便战争以对共和国最有利的形式结束，战后的善后工作仍然非常棘手，对共和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击败印度军队容易，可要改变印度人的思想观念却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要想击败印度，只能利用印度的内在矛盾，也就是用印度人对付印度人，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找突破口，而不仅仅是采取军事行动。这么看的话，第四次印度战争结束后，共和国的“印度攻略”就正式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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