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而别具风格的红木办公桌占据了办公室空间的一半，桌子上铺着墨绿色呢绒。桌上放着几部电话机，办公桌装饰板上镶着国徽、沉重的青铜墨水池、吸墨器，还有几本王阳明的儒家著作，阳明学在现在的中国颇受推崇。

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现在的中国从不认为自己在一味的“模仿”西方，中国并不是日本，不是一个“猴子”民族，而且作为一个“老大的帝国”自尊心使得中国必须要寻找一些证据，证明这并不是“模仿”，正像中国的立宪一样，正是根本于古制和儒家思想。

正像是在宪法颁布之日，皇帝本人的讲话一样，“欧洲人于三百年前发明的公法和私法的区别，早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就已明确，而它正是儒家的根本！”，而西方立宪主义中的国民权利和义务的思想不过是源自中国儒家民本思想典故习俗，儒家思想既然能与许多西方宪政思想保持解释上的一致性，那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养料成为必然。

而很多事物也可以再证明一点，即古制的儒家民本宪政思想，原本就具有鼓励人民更广泛的参政议政基因意识，或者说，这种意识与儒家思想并无冲突之处，而从中国汉唐宋明的郡县制演化经历来看也是如此，儒家民本宪政一步步地扩大平民社会加入政权的规律也同样能证明，儒家与社会近代化、现代化发展要求吻合！

而政府的这种解释，也着实让国内的很多经学之士心满意足，从而缓和了这个没有“儒家基础的皇家同儒家”的关系，而在随后的十年间，无论是祭孔，或是确立儒教为国教，这一切，最终使得“新文化未与传统文化决裂”，中国的传统仍然在这种刻意的延伸中获得了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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