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舆论监督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也许是直到帝国元年后，才出现这个名词，而在帝国宪法中，甚至特意单独列出同舆论相关的条款。“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公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在中国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涉及到言论自由，也涉及到出版自由，也必然受到宪法的保证，也正因如此，自帝国建元后，中国的报业发展可谓异常迅速，短短九年间，全国有一万六千七百家大小报社。

报社多，记者同样也多，于记者而言他们要牢牢地建立起记者的尊严和自信！其实一句话说白了，对大多数记者而言，他们都有着“我是记者我怕谁？谁大爷的屁股我都敢踢！”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舆论监督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

而那些记者和报纸也未让民众失望，在中国有很多腐败案件都是由媒体率先披露，之后检察方才跟进的。一家报纸，不管发掘出了什么猛料，不管涉及哪位高层人士，都可以自作主张地曝光。可一旦被曝光者起诉报社，而报道内容被法律判定为不实，那么惩罚也将是极为严厉的。有不少小报社就因承担不起高额罚款而破产关门。

而在另一边报纸担负着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正是遏制官场上权钱交易的一个有利武器，也正因如此，国会才会制出相应的条款，在中国谁都可以办报纸，但政府却不能办报，监督者不能自行监督。

《金陵时报》是国内一家规模较大的报社，论及影响和名声，不亚于《申报》、《大公报》等知名报纸，而其之所以声名雀起，就是因为其多次揭露官场腐败案，可以说这家报纸就是靠着监督政府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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