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应该理解中国人对领袖和伟人的依赖心理，他们毕竟在这个皇帝威权的国家里生活了数千年，当没有了皇帝的之后，早已习惯了那种生活的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可供崇拜的人物，那就是领袖……无怪，中国人会如此崇拜这个一个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青人，在所有的视线中，他的生活和目标是如此的高尚，他改变了近一千四万人的生活，并给他们带来的富足的生活的同时，又为他们带来了尊严和胜利，让他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人们的心目几乎是将他当作一位圣人、一位救星、一位承载着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的救世主……这里的人们从没有想过需要评价他的功过，从不敢想像他还会有什么过失！……绝大多数公民发自内心的对这个几近完美而无过失的领袖的高度崇拜，是西北和中国大多数地区最大的不同！”

这是一个《纽约时报》驻西北的特约记者克罗林德.卡夫里特，这个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余年的美国人，在西北生活、采访半年多以后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在报道之中称司马还不能成为纯粹意义的伟人，这是或许是中国的一个缺憾，因为中国人是一个迫切需要伟人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需要政治伟人来引导的国家！

这是一个外国人的报道，但是说的却非常的中肯，一直以来个人崇拜之风在西北都存在着。从初期工人们对于他们的“东家”的感激心理作为发源，到后来对于经历了最初的阶段的发展后，在一些人的刻意引导和推波助澜下，经过两年多的发展之后，到现在对司马的个人崇拜之风越来越盛行，甚至于呈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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