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远搭乘‘同心号’巡洋舰返回连云港途中，日本地中海派遣舰队鸣二十一响礼炮相待！”

在京城北沟沿胡同23号，看着报纸上的日本舰队行二十一响礼炮的新闻，梁启超整个人却是一愣，在愣神之余心下却是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感。

两年前，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入阁做了司法总长。入阁之初，他还存着一番志向，试图制定一个司法制度，将从未有过严格法律意义的中国司法引入正途，准备大干一场的他，开始着手整厘法律，参考日本以及欧美法律制定中国现代法律条文。

同时在进步党成立之后，梁启超被选为理事。自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的第一天开始，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同仁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颂扬“开明专制”，强调一个高度集权的“开明大总统”对新中国的前途是如何地重要，如何地性命攸关；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诋毁革命党、诋毁革命，革命党成了梁启超的语境里的“暴民”，“革命亡国”之说一时间甚嚣尘上。由于梁氏及其进步党同仁们的宣传，民国二年、三年间，“革命”简直成了一种原罪。

固然，“开明专制”在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的鼓吹下，在“在民二叛乱”之后，成为现实，可随后，国民党遭解散、议员被收缴议员证，这在鼓吹“开明专制”的梁启超眼中，这个局面却又令他极为很痛心。

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不能一党唱独角戏，没有了国民党，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果然，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后，国会开会不成，很快就解散了。进步党失去国会之后，也就明存实亡了。

后来熊希龄辞职后，他也跟着辞职了，和很多人一样，梁启超离开了京城，不过与那些倾向于革命党人的人不同，他没有前往上海，而是前往天津，入住天津租界，而袁世凯则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这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月支五百大洋。事实上，这勉强算是袁世凯对“功臣”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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