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事，赌场了。

丁原虽然吃了极大的苦头，总算在最后关头识相地认了怂，避免上公堂去受二茬罪。徐元佐原本已经跟李文明打好了招呼，泗泾的事如果闹大了，就请县丞过堂裁断。县丞拿着徐元佐给的三倍年金，道德灵活性比郑岳郑老师强多了，更喜欢为徐元佐效力。

现在看来过堂断案是不必了，不过艾家院子里的那些杂役小厮护院，统统以“劳动教养”为名上报两京六部。光看名字，就知道这种刑罚是徐元佐“开创”的，目的自然是充分使用人力资源。那些家伙可都是壮年，送到金山岛上干活岂不正好？

可惜大明的司法管辖权很讨厌，县一级只能判处笞杖刑，到了五等徒刑就得交上级司法部门裁决。徐元佐只好想了个“虽有败俗之行，不至于笞杖之罚”的“小恶”设定。在封建法治之下，官府的身份定位是教化者，原本就有义务纠正民间不良行为。劳动教养提出以强制劳动为手段，令散漫懒惰之人洗心革面，复归正路，完全符合“教化生民”这一法治思想。

徐元佐为了给劳动教养铺路，还特意就秦律之严和刘邦约法三章为契入点，阐述了一番“罪刑相适应原则”。简单来说，犯重罪，受重罚；犯轻罪，受轻罚。所谓小时偷针，长大偷金。为了避免人偷金，所以在偷针时就该加以惩罚教育。如果只是惩罚偷针，就算是最低一等的笞一十，也重得过头了——官员延期就任、不肯朝参、荒芜田地、逃籍、欠债五贯以上不还，等等这些罪名也不过是笞一十。

为了使民风淳朴，不令宵小泼皮钻王法的空子，很有必要开设一门新的刑罚。徐元佐上下打点。又经过朝堂讨论，朝廷终于认可了华亭县的创新之举，以圣谕的形式确定：凡人有违公序良俗，州县官能够加以六个月以下的强制劳动教养。劳教中，州县衙门要承担伙食，可以放归家中过夜。早间点卯，劳动地点不能出本县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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