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经述拜访鲁迅之后，鲁迅对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重新对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华帝国确立工商立国之后，中国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儒家的“三纲五常”被批判，加上现代教育多是西化的教育和技术培训，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艺术的传承链条断裂了。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代讲究“耕读传家”，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血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传”，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工日益增大，旧的秩序在崩塌，亟需要新的文化。

鲁迅是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进入当时的教育部任职，当时已经做到教育部佥事，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干部，李经述将鲁迅破格提拔为教育部的副总长，一下子升了三级，专门负责在全国革新思想，扬弃传统文化。

鲁迅升官之后，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开了重重的一炮，他对教育部新编的“历史教科书”很不满，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呐喊》，其中有很多话让当时的社会很震惊：“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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