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五年工业计划完成后,工业得到了大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了。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人口在1902年达到了五亿,其中三亿是农村人口,农村是中国稳定的基础,农业也是工业的基础,于是1902年国庆过后,李经述着手推动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经述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对农民极为利好的政策在中国传统乡村施行起来却颇为曲折。
按照李经述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当时,李经述总统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1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到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李经述,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李经述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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