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听了荣禄的报告，十分懊恼，望着眼前见底的昆明湖，大声对荣禄说：“天下这么多人都提倡维新变法，李经述在山东，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两江，为什么皇上偏偏选中这个狂傲无知的康有为？他们可真像这两条不知死活的金鱼呀，放着这广阔的湖水不去，偏偏活在鱼缸里，找死！”

荣禄说：“方今天下大势，诚如李中堂所言，非维新变法不可！但有为这人，不堪重用，还望老佛爷多敲打皇上，皇上毕竟还年轻，容易被康有为的妖言蛊惑。”

确实，1893年，中国的朝野上下，对维新变法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上下形成了共识。李经述为了推动维新变法，和李提摩太一起编著了《泰西新史揽要》，随即刮起阅读旋风，从皇帝、高官到普通知识分子，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作者麦肯奇是英国人，新闻从业者，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该书1880年伦敦初版，经李提摩太翻译，1892年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在英美在华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次年初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正式出版。《泰西新史揽要》介绍“泰西”（指欧美，也包括印度等英国殖民地）各国的19世纪发展史，总结各国兴衰规律。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后民权的兴起，比之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

李经述也很赞赏《泰西新史揽要》里“民既有权，则可以博考万物而得万物之理”的观点，在《华报》上写文章，鼓吹有了民权，个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也会随之繁荣；“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选举官员（议员）治理国家的权利，也就无须“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国家和民众之间就没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会就趋于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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