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李经述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顿觉李经述徒有虚名，太不识货，愤而去找翁同龢。康有为觉得翁同龢是当朝的“清流派”掌门，帝师，长期出入皇宫，坏消息听得多，眼见大清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按理说，自己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同龢。

结果，事与愿违。康有为此前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翁同龢看了康有为的拜帖，只说了“狂甚”二字。在翁同龢看来，康有为现在只是一汲汲于功名失败，却想攀爬到更高的位置猎获荣华富贵的狂生，只是一个连进士都考不中的庸才，这位状元出身的帝师自然对康有为闭门不见。

康有为再一次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死心，联络一些举人，谋划再次联名给光绪皇帝上书。这已经不是康有为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早在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当时光绪皇帝还年幼，此事自然就没有下文了。

而李经述，身为朝廷的北洋水师提督、直隶提督，有直接给光绪皇帝上奏折的权力，但他作为从一品的武官，一般也不便过问如此重大的政事，维新变法，主要还是通过李鸿章来上奏。

1892年，维新变法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新思想潮流。不仅身为高官二代的李经述热衷，还有一帮汉族公卿名流的官二代，也都主张维新变法。在李经述的牵头和组织下，很多大清汉族名流公卿的高官二代，都成为了维新骨干。比如谭嗣同，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还有湖北布政使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左宗棠的儿子的左孝同、南洋大臣沈葆祯的儿子沈瑜庆等，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复兴会，李经述在圈子里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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