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明天就去三司问一声。”

可能后人有点儿不懂，认为宋朝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这样说，还真错了。宋朝官制那么坑，非是为了专权集权，而是为了分权，这个权也包括皇权。

正是因为这个分权，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权臣出现，包括丁谓吕夷简韩琦与王安石，宋英宗搞濮仪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番对话。

它也是整个变法的缩影，那就是赵顼虽是裁决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订国家政策乃是两府的事，然后上书赵顼，赵顼裁定同意与否。

现在王巨扮演着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么就要到赵顼决，也到了赵顼大力支持的时候！

“不过……”

“陛下，想执行齐商税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来，第一步是简化各州县的场务与商税。陛下，臣问一句，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群体是谁？”

对宋朝贡献最大的非是一等户，他们的伤害作用远大于贡献作用。比如商税，有几个一等户豪强规规矩矩地交纳商税，还有耕地，有几个豪强认真的交纳了两税，相反的，大肆隐田隐丁。

除了豪强，还有一个比较可恶的群体，寺观！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丑陋了。

因此对宋朝贡献最大的群体乃是二等到五等户，他们才是纳税服役的主体力量。

至于六等以下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何来的贡献，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苛刻的州县仍让他们纳税服役。

但这个主体还是二到五等户，特别是中间的三四等户。

这个三四等户不仅是指农民，还包括市坊户，也就是城市户口，工人商人服务行业……

所以王巨提议朝廷先下一诏，整顿场务。将不必要的场务一一取缔，节约国家胥吏的支出，同时明文规订，任何商货只能征纳一道往税，一州之内只能征纳一道过税，一路之内只能征纳两道过税，全国之境。只能征纳三道过税但不得超过三道过税。各商人凭借朱钞做证明，如数交纳商税后。任何场务只有核实之权，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压商人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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