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11月，《申报》大亨史量才因胃病复发，驱车前往他在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疗养。11月13日傍晚，史量才在乘车返回上海途中，经过海宁县翁家埠附近，被戴笠指挥的国民党特务拦路狙击。幸亏戴笠手下的特务枪法奇差，连射数十弹无一命中，史量才与其家人趁机跳车逃跑。但因史量才身体不好，跑得也慢，最终仍然在附近一个干涸的小池塘旁边被特务堵住，头部被击中两枪后遇害。

——堪比《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一代报业奇人，一位铁骨文人，一名正气君子，至此陨落！

本来，以史量才的声望和地位，他完全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在笔下稍微留点情，不要太顾及报纸的声誉，甚至只要“裤腰带松一松”，“送上门来的金钱该收就收”，就能非常体面地活下去，而且可以尽享荣华富贵。谁知他偏偏要做一个捍卫正义与监守良知的人，偏偏不畏死，最后真的当了烈士。

如果说真理是上帝的化身，那么他就是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上帝。这才是正牌中国文人的骨气和勇气。也只有像史量才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毫无愧色地宣称：我们中国文人历来是敢于献身的！

与之相比，后世那些吹嘘“反体制”的“公知”们，几乎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此，章太炎先生在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赞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与此同时。新一轮“文化围剿”的风暴，也又一次在上海滩的文化界降临——得到了行动指示的蓝衣社特务们，卯足了劲儿地横冲直撞，无视一切法律法规，到处查封书店，查禁进步书刊，抓捕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这些是名气很大或者比较有钱的；给另一些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塞警告信——这些是名气不大又家境贫困的；还有很多右派知识分子也遭了池鱼之殃——因为他们名气不够大。却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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