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沪上的梁启超当然不知道自己已是杨锐内定要沉马里亚纳海沟种藕的角色，但越来越多绅士对其拒而不见使得他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尴尬处境，数月之后当汤化龙也一去不复返时，他才后悔当初不该推脱那次和杨锐会面的机会。在这之后，他唯一能做就是在沪上滩和汤觉顿、张君励、蒋百里等人办自由报。

与他数年前离开沪上相比，如今的新闻管制应该说更宽松，但自由报的销量却越来越不近人意，到最后报馆突遭大火不得不破产解散，他终是脱离了政坛，成为沪上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对于时政，也仅仅是写写评论、赚些稿费，使梁任公这个名字还保留在读者眼中罢了，但实际上他、以及他的魔笔已无所轻重了。

士绅地主们入三一教的越来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禁锢，报纸文章上的白话文越来越少，生僻的词句越来越多，一切似乎都再向庚子之前、甚至是自强运动之前走。而世人也日渐趋古——即便是沪上这样的国际性口岸，穿西装的人也越来越少，穿国服的人越来越多，唯有在洋人办的酒会舞会上，辛亥前后的社会风气才能得窥一二。

实事求是的说，社会风气的转变不仅仅是三一教的功劳，中华政府对此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神武十四年夏历八月廿七，三一教被稽疑院立为国教；神武十四年腊月廿六，宗族管理法通过稽疑院投票表决；神武十五年二月初三，由三一教和全国宗族联会提交的土地改革补偿议案交由稽疑院讨论，当年十月在稽疑院大会上表决通过……

如同一个普通的看客，身在沪上复旦大学的梁启超看着舞台上的角们按照他所猜测的那样尽性表演，如此历历在目的感觉让他既羡又恨，本来若是当年不走错的话，他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左右逢源的，可造化弄人，他现在只能是一个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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