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子夷念完就坐下了，在座诸人有些高兴，有些哀愁，杨锐对此再道：“这还是只是报纸上登了的，沪上的报纸不可能深入各州各县，实际上发生的民乱一定是数倍于此。这些民乱，有些是因为灾荒，但更多的是因为捐税，各地公办的小学堂频频被捣毁，就是因为县里面要收学堂捐，还有巡警局也不被待见，因为要收巡警捐。至于其他的捐税就更多，而且最关键的是，下面收捐的人基本都是贪赃枉法，收来的捐税最少有一半是中饱私囊的。而现在，随着开国会，更多的新政会被提出来，其他不说，就是六个镇的满蒙新军，光筹建费用就要一千两百万之巨，以后更要每年一千两百万的年饷，这就不得不让满清又要加捐。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我们在报纸上能看到的民乱必定要增加数倍，我相信，不管是合法斗争的农会也好，还是‘不合法’的根据地也好，都会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培养几万甚至十数万农会干部，然后让这些人去领导农民运动，尽量让整个运动处于可控的转态，而不会变成义和团或者洪杨之乱。”

“农民会响应，那剩下的就是官府会不会禁止了。就目前看来，兴农为本，经商为未，满清对助农兴农之事不但不会禁止，反而会支持。届时派出去的干部可以先找县令，表明自己要兴农会、改良农技，以增产增收，我相信没有那个县令会不同意；而后等农会建立，继而熟悉当地之后，那么就可以开始鼓动农民抗捐斗官，再后面就可以减租减息了。我拟定的时间表里：今年要做的，第一是在会内做全体会员的思想工作，让会员赞同新的革命策略；第二，讲习所的课程，特别是对于基层农民的课程要编制完毕，要农民易学易懂，包教包会。明年，也就是07年，沪上的讲习所培养出来的一千余名干部，开始陆续到各地建立农会；08年，这些成立的农会，一边熟悉农村，一边在当地培训干部，这期间可以通过帮农民说话、或者帮农民增产，获得他们的信任；09年，完全熟悉当地和取得农民信任的农会，可以开展抗捐斗官行动，但是要注意策略，要让满清认为这是百姓的抗议，而不是造反；10年，抗捐斗官的同时，可以开始减租减息的斗争；11年，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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