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挽这么简单的回答让杨锐稍微吃惊了一下就过去了，虽然他很直率，但杨锐还是觉得不能以性格去判断这个人政治倾向，而应该以他所处于的社会阶层去判断比较好。他脑中闪过此节，开始从陈广寿手中把之前的各种报告拿过来——他只有两个小时和陆挽商谈报告的事情。

农村问题是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这里可以细分出很多小问题，比如，耕地总面积、产量、税额、宗族等等，林林总总，多不胜数。不过这么多问题，最要紧只有三点，一是地主占有土地比例和佃户比例，二是地租率，三是最低耕作面积。

在所有省份的报告中，除直隶外（因为旗地的缘故，直隶的地主极少），其他各省给出的数据都是地主直接所占有的土地比例平均在30%左右，有些地区高一些，有些地区低一些，但都基本在此30%上下波动，而佃户（完全佃农）则一般在28%左右。地主占有如此少的土地如此至少，让杨锐大吃一惊，之前一直以为地主占有了70-80%土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3%左右的地主，自己的地占30%，不过再加上不到20%的公田、寺庙田、宗族田、官田、学田等，真正属于食租者占有的耕地在48%左右。

耕地占有面积让杨锐吃惊，租税更是如此，之前认为租税在50%左右——即地主和佃户各得一半，但实际的情况并非他理解的一半，在南方的春麦并不收租，在北方则是田头地脚不收租，并且只有田是计租的，其他山地、林地、水塘并不在计租的范围；而在交租的时候，都是只交定额的七八成左右，其他的都是拖欠，几年之后则完全算不清，最后只好减免，然后又接着拖欠，地主若是要撤地自种，那么佃户或是拼命，或是告官，而知县一般本着恤贫思想，要么不受理，要么“偏袒刁民”，不肯押令退地。由此算来，因为还有其他附带并不需要交税的部分，其交租的额度只占总产量的40%左右，又因为每次交租都不足额，实际的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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