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飞这位山东大汉请缨去广西，韦泽就暂时把别的事情放下，专心为第六军建立党委负责制，以及第七军的配置问题做准备。合格的政委并不好培训，这是韦泽的切身体会。能够发动全军，树立起对土改比较正确的认知，已经是近十年积累的过程。

韦泽在选出来的政委培训会议上讲到：“我们光复军的大部分同志都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困苦所在，都支持均田制度。即便如此，我们到了广东，实施了授田令，建起了自己的工业。有了四五年的实际执行与营运，大家见过名为授田令的土改，知道这个制度是能够营运起来的。有了这些非常感性的体会之后，才能接受提出的土地国有的理性总结。身为政委，身为有政治理念的同志，恰恰要脚踏实地的去工作。我们不要说那些我们办不到的事情，我们进行宣传的时候，要谈的是群众的疾苦，说的是我们能办到的事情，说的是如果用能办到的方法来解决那些现实的疾苦……”

对于这样高度总结性的话，有些政委能听明白，有些明显是不够明白。

韦泽也觉得这些未免太抽象，可他现在是知道所谓高高在上的感觉了。韦泽是真的想亲自带队，可他却不能这么做。太多的事情将他绑在中央动弹不得，在创造一个全新制度的时候，韦泽只能在中央默默的给办事的同志们以各种的支持。

培训还没结束，韦泽下令调查的汇报就上来了。沈心收集到的情报很翔实，郑玉凤少尉在战斗中提出了非常有见识的作战意见，但是排长却浪费了不少时间。若是发现事情不对头的时候部队扔下货物就撤到有利地形固守，说不定整个战斗结果会完全不同。可这个机会却被耽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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