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时，乃至明清，科举大兴，四民之末的商贾巨富便多有倾其财力，为子孙延请名师，为求能够金榜题名，从而将家族的属性从商贾家庭转为士人家庭。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与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同时代的内阁首辅张四维就是蒲州盐商世家出身。

盐商在中国古代与后世的石油大亨的地位没有太大的区别，据陈文所知，如今南北两大巨富——南季北亢，这两家的底子就都是盐商，其中南季现在的家主季振宜当年还做过兰溪知县，正是陈文攻略金华府的那段时间。而担任首辅时间距离王锡爵更近的申时行，家中也苏州城里的富商。

首辅如此，下面的士绅更是多有此等出身，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情。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人经济地位较高，但是社会地位则要差上太多，一如稚子抱金行于闹事，财富积累是来的快，可是在官府面前去的也快，甚至更有国计困难的时候靠着罗织罪名以杀商贾富户来解决财政问题的现象存在。

商人要改变社会地位，供养家中子弟科举是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自然也少不了出仕为官，靠着收受贿赂和官员的地位在家乡经营商贾之事乃至成为当地巨富的。

这样一来，一个有钱，一个有权，更有着比之权钱交易更为安全的连通渠道，儒家士人和商贾富户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比如东林党，一间书院再加上一群喜欢议论时政的读书人就能形成一个影响到中国历史走向的党派？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其中，利益才是关键，东林党的背后是东南士绅、矿主、海商、工坊主这样的存在，所以东林党在野时就一定对万历皇帝征收工商业税赋的行为大加鞭笞，所以当东林党上台之后就一定要免除工商税赋，屁股决定脑子，概莫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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