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有组织性的,因为组织性,让我们的社会发展效率超越了世间一切生物。但是要维持这个组织性是需要部分人站出来维持的。这部分人在现代社会中是管理者同时也是脱产着。以现在的士兵为例,除了战斗士兵一般不参加一线生产,士兵就是脱产者。一个纯农业时代北方的不满千人的村庄可以出兵五十人。这已经到达极限。任何一个壮劳动力在农村都是非常宝贵的。
可见在农业时代一个村庄可养的脱产者是有限的。而社会管理者,也就是村庄里要慎重对待的小官吏,也是脱产者,我们工农党扎根在村庄的管理者是有村庄本地人选举,以及农业学院委任分配的。参与管理,平时下地干农活。但是并不脱产。我们真正的脱产管理者,应该是在乡一级别。负责调配进入乡村的工业品与乡村的农业产品交换。在数字上我们县基层脱产管理人员是大明的官吏的十倍左右。但是我们的效率要比大明更高。
因为要算脱产者还要算另一部分人,士族。自明朝科举开始,每个村庄就都兴文风。一个男子如果考上了举人,对村庄的意义要大于十个几壮年劳动力。因为士族可以免除大量土地税。可以在政府组织分派的工程徭役方面,有所偏袒。这个阶层打着不与民争利的旗号,逼迫封建王朝政府让渡地方上的管理权力,却自己取得了地方上的管理权力。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二个步骤,兼并土地收取地租。1644年大明土地地租均在五成以上,江南地区部分达到七成,这么多财富,让士族日益壮大的家族可以脱产。这里的脱产不仅仅是让士族不用干活,而是可以购买大量的丫鬟仆人脱产伺候他们雇佣家丁习武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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