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时候，不少欧洲人一说起俄国就会联想到野蛮、落后、愚昧、肮脏、暴乱这些字眼，仿佛遍地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和流浪汉。这个国家热衷征战、扩张，却从未举办过世界博览会、奥运会或类似的大型国际活动，圣彼得堡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仿佛只存在于图画和照片之中，很少有人愿意穿过波罗的海前去一探究竟。英王乔治五世四处出访，在巴黎征服了挑剔的法国人，在德里聆听印度民众的欢呼，还去了他并不怎么喜欢的柏林，唯独没有造访过圣彼得堡。同时代的君主和总统们，威廉二世、约瑟夫一世、埃马努埃莱三世、乔治·克列孟梭、伍德罗·威尔逊，鲜有在俄国留下足迹的……

严格来讲，喀琅施塔得只是圣彼得堡的大门，然而俄国首都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让夏树只能在门前驻足观望。尼古拉二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会晤期间，他没有做出哪怕是礼节性的邀请。战败后的俄罗斯，依然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幅员面积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之和，充分动员后的军队规模仍旧是个让所有人敬畏的数字，戴着这样一顶皇冠，尼古拉二世岂会轻易向人低头？言谈之中，他只提“合作”、“互利”，而不承认自己的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唯有来自外部的金钱和粮食能够稍稍缓解眼前这场可怕的危机。倒是稳重老道的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不断旁敲侧击，试图从夏树这里获得平息社会矛盾、创造繁荣盛世的诀窍。

在形势最糟糕的时候，爱尔兰的宗教冲突确实给了外人一种有可能酿成内战的感觉，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危机烟消云散，似乎所有的隐患都是日出前的冰霜，大多数人将这种奇妙的变化归功于爱尔兰国王约阿希姆陛下的“魔力”，科科夫佐夫似乎也这么想当然地认为。殊不知宗教矛盾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它由来已久，数千年来酿成过无数的惨剧，爱尔兰的稳定局面只是信仰危机的暂时平息，是统治阶层有意唤起民众民族主义意识从而转移社会焦点的成功运作，夏树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矛盾。而且话说回来，基督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同根同源，只不过是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存在差异罢了，生活在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本来就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流血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少数人别有用心的挑唆，但无产阶级革命跟君主专政则类似于水跟火的关系，压根没有和平共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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