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邮政畅通的情况下，不同地方的发件可以用公开的邮票所标识。从新华书局到各部一级的主管单位乃至皇城等单位收到相关的信笺之后就可以迅速查明来源地。这样就无需上告的人直接上访。”

听到这些话，张海似乎想起了什么。在张海的印象里，似乎民国早年负责新疆的守旧派人物杨增新就搞过这种“邮票反腐。”

不过当张海在前世今生都有了不少阅历之后，不会盲从某些历史宣传了。杨增新时代的新疆汉人有没有超过二十万都不好说。大部分都是疆地势力混杂的少数民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官员即便是纸面上有权也用不上。在张海的印象中：如果一个社会的官员本就没有多大权力，那么就算再“廉洁”也不能证明政权本身的反腐机制有多完善。这就好比就算是在王朝末年，一些没有油水的衙门也可以做到相对清廉。而新朝的历史使命却决定了：新朝的官员权力相比旧时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套的对策也不难想的出来。

“要是地方上垄断当地邮政事先检查呢？要是那些负责劫访的人直接去打邮递员的注意呢？或者干脆就是自己垄断这些向京城送信的权力？”张海有些疑问的说道。

王光回道：“如果各地这种信笺的数量只是偶尔，而且一但有这种举报就必然或者很大机会有事情落罪，那么所有的地方官都会对这样的行为严密封杀。而如果仅仅是类似御史言官那样风闻奏事，每年这样的信笺在一个县级单位就至少上千，而且讲的未必是一些重罪，大部分地方都是如此。而且未必年年月月都是清洗风暴，那就有机会掌握很大一部分地方的情况。少数地方或许会存在垄断对京消息的可能，不过每个人的笔记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其实也很容易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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