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说了，一方面，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就再也没法忽视民意和资本家的意愿乱花钱了。

而根据资本逐利的本性，如果有短平快的科研项目可以做、资本家是不会投资那些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看到好处的基础科研的。何况哪怕二十年后见效了，也不一定就是当初投资的那位资本家获益，可能是全社会甚至全人类都共同受益了。”

费莉萝总结了一句，自顾自先喝了一口香槟，等顾莫杰先消化一下，然后才继续往下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不符合资本逐利的本性——很容易理解。

“比如在高温气冷堆氦气轮机技术上，在轻核聚变反应堆技术上，这几个领域，中国如今的科研进度都比美国快，尤其是轻核聚变反应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述那两点——中国可以依靠调控和强大的中央财政，集中力量堆这些要二三十年后才能克尽全功的技术，而美国不行，每一届政府都必须为了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寻找短平快。

可是，除了这几点之外，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大多数需要多年积累的领域，美国的科研速度依然超过中国。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有一套严谨的慈善捐款抵税法案——这套法案，让很多大资本家、大财团不得不把‘反正不捐掉也不可能拿在自己手上’的那部分利润，捐给了大量的基础科研机构，是这些钱，支持了美国基础科研的辉煌。

而现在，因为有‘所有抵税捐助都必须用在美国国内’这条法律卡着，所以这些钱不会流出去，如果我们推演一下：要是哪一天这条法律被撤了，首先可以看到什么？会看到大量美籍犹太财团的捐资流向以色列，美国国内的科研捐助急剧下滑，然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收紧公益捐赠的抵税，从而让整个基础科研行业的现金注入枯竭……那样，可就是从根子上重创了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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