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了一系列的对蒙古极其有利的协议后，陈炤领着张邦直、李毅和戴曲薛三人的幼子走了。虽说在外交上与大宋取得前所未有的大胜利，可忽必烈的心情却没有半点愉悦，心里总觉得若有所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具体那里不对劲，忽必烈却又说不出来，有心想问姚枢、窦默和张文谦这些谋士幕臣吧，这些人又个个口风紧闭，一句‘大汗英明睿智，臣等不敢班门弄斧’就堵了回去。苦思不得其解下，忽必烈只得把这件事情抛诸脑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李璮叛变的善后问题上。

举凡优秀的阴谋家，总是最擅长把坏事化为好事，忽必烈就是这样的人。在子聪的建议下，忽必烈利用李璮叛变事件为借口，命令各路总管身兼万户者，止理民政，不许参与军政，实行严格的军民分治。当即收缴了严忠济、张弘范、史天泽和张荣四个最大世侯的封邑，将封户改归民籍，蒙古官员进驻严忠济和史天泽等人的私家地盘；诸路世侯的私人军队也被收归蒙古朝廷，设十路奥鲁总管统帅并由蒙古人担任，汉人不得担任此职，变相的取消了汉人世侯尽操地方军、政、财权的特权。

除此之外，阴险毒辣的子聪还献计忽必烈，让忽必烈乘机打乱汉人诸世侯的统属关系，把河北的张弘范和郑鼎都调到南京路，掌管史天泽派系的旧部；南京路的史天泽则统属河北张柔的旧部军队，其他世喉也是如此，山西的调到山东，山东的调往山西，河南河北互换，彻底打破汉人世侯军队的统属关系，巩固忽必烈对军队的统治。最倒霉则的是张邦直的父亲张荣和侄子张宏，被调到开平前线充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作战的炮灰。另外子聪还建议忽必烈建立质子制度，让汉人众世侯把儿子送到大都担任文武官职，更进一步防止汉人世侯叛变。（以上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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