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已经老了，在满清这个医学并不昌明的时代，六十七岁的年纪已经算是高寿的老人了，一个历经嘉庆、道光、咸丰的三朝元老，此刻正有气无力的斜靠在帅帐内的软椅上，手中的丝绢捂在长满老人斑的脸上，剧烈的咳嗽着。

荣禄的心情很复杂，这个老人在历史上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人们记住他的过多还是卖国贼这几个字，在荣禄看来，这种看法有些不公平。琦善之所以被历史如此评价，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主战派林则徐的对头，琦善是主和派的，在对待鸦片战争的态度上，琦善希望的是主和。

林则徐与琦善迥异的历史形象表明了人们朴素的道德诉求，同时也回答了鸦片战争该不该打的问题。对于侵略者，要打，这是一个民族道德的要求。但如果抵抗注定要失败，打了损失更重，是否还应抵抗？这是个政治问题。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是个盲动者，他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才能使国家受到最少的损失，如何避免无谓的牺牲。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放弃抵抗，因为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更是一个政治家的职责，很多时候一个民族需要用重大的牺牲去捍卫其道德尊严、精神诉求。从短期来看放弃抵抗求得一时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一个丧失斗志、受到精神污辱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从这点来说，鸦片战争必须要抵抗。但如果暂且忍辱负重，而求励精图志，奋发图强，暂且的苟安其实方为最佳选择，与“天朝”相邻的日本十多年后对待“侵略”所采取的态度而后对日本的影响，无疑是最好的例证。但清王朝所处的“国情”决定了其只能采取前一种方式。实际上，即使是抵抗，鸦片战争还是有赢的可能，那就是采取100年后中国对待日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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