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七年十月下旬，皇帝召见王安石后，很快正式颁布敕令，拜王安石为侍中、平章军国重事，虽然没有郊迎之礼，没有选定黄道吉日，照样轰动天下。吕惠卿罢相后惶恐不安的新党，总算安下心来。石越与司马光又分别上了一封札子，不约而同地回顾唐代历史，痛斥党争误国，肯定只有宰相同心协力，才能致国家太平。二人皆闭口不谈王安石主政时引起的纷争，只赞扬王安石的德望才学。石越更是暗示是司马光推荐王安石为相。

这两封札子很快被公开登载在《新义报》上，引起巨大震动。对新党与王安石成见已深的人，难免要忧心忡忡，有人担心司马光与石越重蹈覆辙，有人大翻王安石的老底，过激者甚至对司马光、石越也破口大骂；但更多的人，虽然对王安石依然将信将疑，但却很肯定石越与司马光的态度。对党争的厌恶与担忧，在很多人的心中，已经压倒了对王安石的不信任——尤其是在这个宋朝再次陷入危机中的时候。

一面是石越与司马光的表态，一面是十几年的变法的确收到了效果，总之，这一次，没有出现熙宁初年王安石第一次拜相时的那种反对浪潮。

这着实让石越与司马光都长出了一口气。

紧接着，几天后资善堂直讲桑充国以亲嫌辞官，皇帝下诏“慰留”不成，于是赐金“以全其志”，同时在诏书中肯定了桑充国的才学德行，堪为师表。程颐由此成为惟一的资善堂直讲。

这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桑充国体面的辞职，朝野间对桑充国的不满与批评，还没来得及大爆发便随之消弭，皇帝不仅将他的继承者交到了一个他相对更信任的老师手中，也避免了矛盾激化后波及赵佣的危险——任何对太子老师的批评，迟早都会延及太子本人身上——这让皇帝和石越都松了一口气；而程颐的支持者们，则可以看到未来的皇帝能够受到他们所希望的教育，这个小小的胜利，也可以让他们暂时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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