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宋廷已经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更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塑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亦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地指责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军对西军本来便不服气，而许多西军将领把持着河朔禁军之要职，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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