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骆宾王的一套“狼羊论”，王福畴只觉得这套理论跟当年怀远郡王李思摩的“狂犬论”有得一比。

李思摩自比“狂犬”固然是调侃玩笑，但多年以来的操作，却是典型的法家手段。贯彻对自己供奉之君王的忠诚，无条件的忠诚。

这种忠诚和道德意义上的品质无关，而是作为一种信条，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来维持秉持此理论之辈的生存意义。

乃至在生存终结之后，后世在传说生前故事之时，也要为此理念所震撼、震慑。

龙门王氏并没有资格在隋唐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大放异彩，正如大多数“二流世家”那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投机投资投献，总会有收获。

而阿史那思摩的“狂犬论”，在王福畴看来，这并非是臣子对自身的描述。他更多的，是用另外的视角，去解读君王，去影响帝国。

也就是说，“狂犬论”背后描述的并非是“狂犬”本身，而是君主。

李思摩在自比狂犬之后的十数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侍奉君主。更重要的是，他的侍奉不同于阉人、宫婢、妃嫔、勋贵，是有理论和现实加以巩固、支持，这是一套通过实践，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为臣之道。

所以，在王福畴看来，李思摩的“狂犬论”，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君主论”。

同样的，骆宾王的“狼羊论”，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暴动论”。没有“道路以目”，就没有“国人暴动”。

这是很粗暴简单的道理，王福畴作为州府主官，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很多时候，因为做官的惯性思维，他不可能像骆宾王这样的赌棍去看待问题。

“观光有此才能，不做官甚是可惜……嗯，不做官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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