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谷贱利于工商，各种手工业品的成本被压到了底线，逃亡而来的人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原本小小的沛邑，如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万人口，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墨家官营作坊利润、商税、消费税，这是泗上地区税收的前三，第四才轮到土地税。

半强制推广的、利用旧时代公田制残余的村社，也使得泗上的农夫处在一种新的存在：既有力量、又有组织、又可以集体经营。

工商业的技术垄断和超额利润，使得墨家不需要在土地税上做文章，因为墨家不是后发，而是先发，技术、组织、工商业水平都在九州前列，不需要依靠农业税进行原始积累的工商业追赶。

原始积累，总得有农夫吃苦，墨家不过是把这份苦，转嫁到了九州诸侯国的农夫身上，转嫁到了南海等地区的铜器邦国身上。

泗上缺人，于是抬高原材料价格，使得大型土地种植有利可图，勾引已经经历过一次政变的宋国小贵族圈地、驱赶农夫让他们往泗上逃亡。

泗上原材料价高了、雇佣成本增加了，于是鼓励进口粮食，迫使本地的劳动力廉价，而转嫁的则是宋、越、楚等地的封地农夫生活更加困苦。

泗上需要劳动力，于是墨家那些商贾商会在南海所做的“长工”贸易，填充开发淮北苏北。

泗上需要市场，于是对齐开战，强制土改，使得农夫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使得商品可以卖出去。

泗上需要黄金，于是在南海默许四百人攻下一个邦国，打包所有的宫室黄金。

泗上需要九州的文化认同，于是在南海以“有奴隶就是害天下”为名开战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邦国的贵族、巫觋、祭司等文化阶层全部枪决，以阶层斗争对抗当地文化，用当地底层斗当地上层，分给他们土地使得那座城邑成为墨家在南海地区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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