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之士对于吴起的疑惑，不由感叹，心想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这样的局面，又何必实行那些严苛之法？

对于财富总和的定义，他曾疑惑过，但只是为了让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这些年叛墨而出却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对于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胜绰也多感叹，但是无奈的是陶丘的办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而泗上这些年一直是这些叛墨眼中吸取经验的地方，对于陶丘的情况也有过一本专门的小册子介绍，用以辅佐墨家的那些“财富总和”之类的理论。

那些书对于常人而言难免有些晦涩，可对于这些和墨家藕断丝连一直关注的人物，知晓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运河、陶朱猗顿致富后，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鲁国在季氏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初税亩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现之前物产就颇丰富，私有制产权概念早早出现。

宋国政变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些政策实行起来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如滕、缯、郯等国，原本都是越国占据的，越国在此拥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战后，越国的势力退出了泗上地区。清算了一些亲越的贵族，加上越国退走后的大量王田，让墨家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改革并无太大阻碍。

这一点是秦国学不来的。

说到这里，高个之士便生出一些无奈之叹。

秦国想要这么变革，就必须要触动旧贵族的利益。墨家则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机会，靠着击败越国，用更为缓和的方式进行了变革。

秦国丢了西河，本身贵族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损害，只能瓜分秦国内部的土地，彼此之间矛盾身后，稍微触动就会引动巨大的反弹。要不是公子连借助政变之名清理了一部分贵族，换地迁都，想要进行在秦地那样的变革更是千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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