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是没有农民工的，也不存在职场人员的春运返乡潮——因为国家默认把你分配到哪座城市工作，你就是哪儿的人了，有什么好回“祖籍”的。

这种认知，导致了所有机关单位、国有企事业，都是腊月二十九还要上班，除夕才正式放假，也不太会有人提早走。国家觉得你只要下班回家就能过年了，又不用去外地，多方便。

所以年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顾骜还是得勤勤恳恳在单位上班，站好年后出国出差前的最后一班岗。至于其他项目上的事儿，也只好先放一放。

这种工作与户口强制捆绑的政策，还有很多影响。

比如可怜的顾骜，说一个平素多年没注意到的悲惨细节：那就是自从四年多前他上了外交学院起，其实他的户口本就被强制改了，改成了京城户口。

而他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就更是顺理成章地从学校把户口挂到了单位，也就是外资委，正式分了房子后再落户到那套房子上。

后世21世纪那种允许大学生自主选择、是否把户口迁到大学所在城市、落成居民户口的人性化政策，如今是不存在的。

后世那种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百般恐吓诱骗农村新生放弃农民户口、迁到学校来，然后被暴怒的学生拍桌反撂狠话：“迁尼玛币！敢逼劳资信不信我不念你个狗大学了！学历能有劳资的城中村户口值钱？劳资一辈子包租公赚得比校长还多！”的情况，现在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幸亏顾骜在钱塘也只是居民户口，没什么值钱的，换到京城也不吃亏，所以他多年来一直选择了遗忘这事儿。这辈子他是要当大佬的人，再在乎户口就有点丢人了。

废话少说，顾骜就这样安安分分上了两天班，腊月26这天下班的时候，包处长让他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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