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刘校长同志，你的结论是什么？”

五一节明朗的阳光，宽阔的办公室。

顾骜的对面，一排坐着五个位高权重的存在。

位置居中者，在顾骜说完最后陈述后，微微侧过脸去，垂询刘校长的意见。

对面这五人，从左往右依次是刘校长、处长、主任、社科院调来的某专家、副主任。

顾骜的基本陈述，也无需再废话一遍，因为大多数是跟那天与刘校长聊时差不多的内容。

无非是成为正式开题报告后，添补了很多对美国政治史的总结观察细节，以及最近四年来美国各项民意调查机构的结论、以及对此的针对性剖析解读。

看上去非常完备，已经没什么神秘力量的武断揣测了。

反正顾骜有枪手，帮他写证明题的过程。

“就学术层面来说，应该存疑留待观察。只能说目前已知的揭示分析角度，都非常严密。但我们无法保证，还有没有大家都未能看到的盲点。”面对领导的垂询，刘校长屏息敛神，每一个字眼都回答得非常谨慎。

主任只好换了个态度，与处长交谈：“黄同志，你觉得呢？”

处长毕竟级别又高一些，也敢说话：“外交部的惯例，是只与对方国家的现政府打交道。即使再有把握，也不该有任何偏私——常凯申殷鉴不远呐。当然，如果是外交以外的领域，就看投入和成本了。”

此言可谓老成持重。

部里的国际关系研究司，得出的各种预测结论，往往并不是指导本部门工作的，而是被兄弟单位拿去用。

因为经贸上的小举动，或者文体团体啦、民间社团啦之类的交流，影响没那么大，往往可以先行一步，并且由圜转的余地。

而外交层面亲自上阵、押注外国派系走向，那就断无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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