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正在纠结一个问题,那就是相对于同处在一个时代的大秦与罗马而言,究竟谁家的道路体系更为发达。
这个问题他以前也考虑过,那时他还在后世,在象牙塔里。
经过一定程度的考据,他发现世人的观点主要偏向于罗马。
具体原因有三。
首先,罗马在建筑工业上大量应用了天然混凝土浇筑技术,这种与后世混凝土浇铸极为相似的施工方法大量节省了人工,也帮助他们绕开了很多施工上的难题,相较于大秦的版筑之法,他们所掌握的技术显然要先进得多。
其次,罗马稳定统治的时间比秦长久得多,如此一来,大规模基建的时间也更加宽松。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大秦的建筑资料存留颇少,遗迹也只有零星可循。
阿房宫的一场大火让大秦的风采深藏于历史的迷雾当中,而罗马、希腊亦或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早已经由西方学者们的手笔,先一步占领了思想起源的角角落落。
话语权在白人手里。
所以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数学领域,西方的成果总该启迪人类文明,而华夏的研究只能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小圈子的小打小闹。
无关于谁早谁晚,反正都比后世要早。无关于谁更先进,反正都没后世先进。
这是理性正确。
而基于理性正确,对先秦时期东西方文明高度的比较,只能是一场以论证对猜想的不公平较量。
李恪当年就是这种“理性正确”的信徒。
本科期间他甚至写过一篇论文,名字就叫《论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统治优势与中原王朝内乱背后的交通缺失》。
可当他真的来到了大秦,以一个秦人的身份履历时代,他却越来越怀疑起当初的某些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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