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有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单位里不上班,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身边只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少有往来。我似乎是喜欢上了独来独往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喜欢,是无法。一个人呆在家里是够难受的,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似乎更难受。我不吃酒,怕麻辣,也不打麻将纸牌(不会),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要对上这样的人,似乎比找“同志”还难。同志还有俱乐部,还有某些固定场所。在成都,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像以前那种英语沙龙,有点约定俗成的意思。成都是个十分可以享乐的城市,遍地酒吧,茶馆,美食,中高低档一应俱全,工薪高薪,蓝领白领,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我呆过七个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里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灿烂如罂粟,有些奢靡,有些邪乎。但我还是很寡淡,跟年幼的儿子打打“算术牌”(我和儿子自己研发的),下下跳子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我的时间,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读书和写点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发呆,和胡思乱想。
本书的大多数篇目就是这样,靠着一点点契机,胡思乱想出来的,没什么资料,也不做任何采访。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是假的,不会有人对号入座,不会被“历史”责难(这也是我倦于行动和交际的一部分,是需要)。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我的几个稍有影响的东西(小说)都有来“对号”的人事,像《暗算》,来对应者不下十人,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的“虚假”之处。有一个人更奇怪,说我《解密》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奇怪踏上了旅程,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黑记》写的是一个姑娘,她Rx房上长有一块黑记,黑记有点神秘,有性欲,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这完全是个幻想东西,但也有人来对号了,找到当事医生,指控他“泄密”。真是对不起那个医生了,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怎么跟我泄密呢?从《密码》的故事特质看,容易“步后尘”,我几乎有点自作多情地预料会有人来对号。没料到的是,居然这么快,《收获》刊发的第二个礼拜,我便接到一个自称是“唐一娜儿子”的人的电话,他没有恶意的指责,甚至对我前半部分给予“高度肯定”,只是后半部分“有严重失实”。我请他讲讲真实的情况,我听了简直惊呆了。他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他母亲后来其实已知道谁是毒蛇,只是因于“某种原因”,知情不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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