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那一天，科菲．安南在他获得管理硕士学位的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一次晚间招待会，奥拉和他的妻子凯西都接到了邀请。奥拉在招待会上兴趣不大，他端着一杯香槟酒站在一个角落看着聚聚离离的人群，也看到凯西和纳内．安南，那位瑞典籍艺术家，谈得火热。

这时，一位穿着白色西装，身材忻长、温文尔雅的男子走过来同奥拉打招呼。他只简单地介绍自己是戴维．菲利克斯。他问奥拉是否同安南先生认识很久了。

"不，只是我父亲同他有深交，五十年代未他们是加纳库马西科技大学的同学。""您父亲好像不是加纳人。""是桑比亚人，在1５年前，我和父亲移民到美国。""哦，桑比亚，"菲利克斯礼貌地点点头说，"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卡迪斯独裁政权被推翻后，桑比亚现在在一个民主政府治理之下，经济繁荣，现代化进程很快。"奥拉说："对祖国的情况我了解的不多，出来后从未回去过。但据我所知，桑比亚的经济起飞是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那里成了西方高污染工业的垃圾场；我还得知，那里的社会没有中间阶层，少数富人狂奢极侈，而占大多数的穷人面临着饿死的危险。""这是现代化的代价，也是一个必需经历的阶段。"菲利克斯说。

奥拉正要说什么，安南转到了他们这儿。只有离他很近时，奥拉才看到了他脸上露出的深深的疲惫，这时，在另一个大陆上，南斯拉夫正在火海中挣扎。奥拉本以为他只是礼节性地同自己谈几句，没想到他很认真地同自己谈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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