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录回家，经常要坐一路电车，我寄住的客栈楼下便是这路电车的一个站点，离二哥公司的办公楼相距也只有百十米远。那几天，我天天在房间里守着，郭阿姨则在二哥办公室守着电话。一天下午，郭阿姨接到阎诗人的电话，便来通知我：陈上车了，让我跟她走。我急忙站起来，她又说：“不急，车过来至少要二十分钟。他今天穿一件白衫衣，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有一个戴墨镜的人跟着他。我们有个同志已经跟他上车了，戴一顶毡帽，手上拿着一把折叠扇子，应该就站在他的身边，他会偷听你们的谈话，你要注意他的帽子，如果他脱下帽子，说明你可以跟他走，否则就算了。”我说：“好的。”她又交代我：“记住，你刚从武汉回来，准备在上海找工作做，暂住在客栈里，家里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天气热了，正是梅雨季节，客栈里潮湿闷热，她一路跑来，热了身，在房间一闷，便出了汗，脸上施的粉走了形。我帮她处理时，她发现我的手在抖。她安慰我不要紧张，可我还是有些紧张。我知道，从此我单飞了，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本来，郭阿姨是要陪我上车的，可上了街，在等车的时候，老G突然拉了辆黄包车来，把郭阿姨拉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突然的变故，让我变得更加紧张。事后我知道，这是高宽的决定，他这样做还是为了小心，因为郭阿姨的胖形象很扎眼，我们以前会过那么多次面，万一被人瞧见过，对我今后在那边潜伏很不利。

我上了车，很快看到穿白衬衫的陈录和他戴墨镜的保镖，还有那个戴帽子的同志。车上人不多，也不少。我有意往陈录那边挤，快到陈录身边时，有意借着车子启动之后的一个踉跄，踩了陈录保镖的脚，随即连忙道歉，说了一大堆话：“啊哟，对不起这位先生，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人不舒服，身上没劲，控制不住。哟，你看，把你鞋子都踩脏了，真对不起。”保镖说：“没事，小姐。”我说：“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您真好。说真的，上个月我在武汉也是坐车不小心撞了一个人，被臭骂了一顿。啊，还是我们上海人文明。”保镖很职业地淡然一笑，不开腔，随后让出一个抓手，示意我抓好。我又是连声道谢，完了转过身来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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