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道：“我举此例是想说明，法律是人设立的，所以它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一些设立法律的时候不曾想到的问题，当法律明显有悖于道德伦理甚至情理的时候，一味坚持法律是很荒谬的，这么做甚至是背离了设立法律的初衷。”

程灵冷笑道：“任你舌灿莲花，不过是想为常之远免罪罢了！礼法二事，王教大端。杨郎中，这桩杀人案，若据礼经而放人，则法律形同虚设！若依法律，则杀人者当死！礼与法，皆为王道，你如何取舍呢？”

赵久龙一听，赶紧推销自己的减罪论，接口道：“所以说啊，常之远不救父，则有悖孝道。为了救父而杀人，则手段过激，若不惩处，来日必有人恃礼教而犯国法。我御使台主张轻判，即彰扬了孝道，又使人不敢轻易违法！”

杨帆道：“赵御使谬也，程寺直更是大谬。为什么这么说呢？盖因律法与礼教之上，尚有大义与小义之权衡。比如说，我大周律规定，有人犯罪，你若知而不告，便是有罪！但是犯罪者是你的祖父母或父母时，你告了反而是有罪了，这就是因为涉及孝道。

看见外人犯罪，你不告有罪。看见你的祖父母或父母犯罪，你告了有罪，要判你绞刑的；然而，若是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所犯的是谋反大罪时，规定又是一变，这时候告了无罪，不告则有罪了，何以如此？”

杨帆扫了他们一眼，咄咄逼人地道：“为什么同样是祖父母、父母犯罪，前者告了你有罪，因为你不孝。后者不告你有罪？因为这是谋反！谋反，受害者是千家万户，所以你一家一姓的孝，要服从天下人的公益。

可见，法律与道德伦理产生抵触的时候，一般要迁就于道德伦理。可是这个范围只限于一家一姓之间的法律和道德伦理，如果犯人的罪行损及天下人如谋反大罪，则法律要置于孝道之上，纵是子女也该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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