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

对于当时的毕业生来说，毕业以后的分配是个犯不上考虑的问题，因为党已经替你考虑好了，除了少数人被应征入伍外，还有极少数由于身体原因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人被照顾留城分配工作，其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作为”知青”被送到边疆的军垦农场或边远山区去插队。

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了长队，在共和国的征兵历史上，这一年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因为在前一年，也就是196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征兵的年头。到了1968年，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战争的威胁，对国防工作做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扩充武装部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因此，1968年底，军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从此中国军队的兵员总数达到了五百万人，现役军人的总数为世界笫一。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桐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做此打算。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早年留学美国，美国人都很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关自己的事也要跳出来发表意见，生怕别人忘了他。郑天宇也受了这种影响，回国后又不知道改改，所以总是不招领导待见，一来了运动就把他拎出来受受教育，得写几份检查才能过关，好在知识分子写检查不费劲。不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倒没碰到郑天宇，这不是因为郑天宇长了记性，而是老天保佑他，本来他已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打算在笫二天的会上向党提点儿意见，谁知当天晚上多喝了二两酒，造成胃穿孔被送进医院抢救，等他病好了出医院时，右派们已经自杀的自杀，劳改的劳改了。郑天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偷偷把发言稿烧了，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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