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髦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透，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优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批把一篮，折扇一把，更蒲数支之类；但有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通，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在皇帝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值讲者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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