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蕉亭杂记》又记:
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来,荣禄制造此一借口,竟是连慈禧太后也瞒过了。所以如说有此赐袁密诏,应该是出于荣禄的伪造。
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意谓政变是预定的计划。其主要的论据,基于荣禄在八月初五并未进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时尚未得悉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否则,八月初六不会仅捉拿康有为一个人。他认为袁世凯告密的详情,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八方始获悉,于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张荫桓。我以为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说法。
从光绪亲政开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内禅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绪如接位后的嘉庆。一方面光绪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违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颐和园中优游自在,好好享几年福。是故,只要光绪能如嘉庆,她是绝不愿放弃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来召见军机的。
至于对光绪,她一手抚养长大,对于光绪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绪绝不会做出什么悖逆的行为,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料准了光绪不敢。至于后来常指责光绪不孝,是她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说法。
但是,慈禧对光绪,有一防范极严的顾虑,就是怕有人“教坏”了他。第一个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发下来时交代名次:“第一不动,其余皆可动。”此为光绪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而还是要做的明证,亦即明知珍妃的话不能听,而还是要听的明证。这就不仅“教坏”,直是蛊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坏”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并永不录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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