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隐匿红封教谋反的迹象以外，胡士相还想替庞保、刘成开脱，由于陆梦龙的坚持，这一部分总算照实具奏。案情内幕当然也泄漏了出去，成为一条轰动的“新闻”。朝野之间，对郑国泰颇有严正的批评，郑国泰大起恐慌，做了一个“揭帖”散发，作为自辩。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谋，于是给事中何士晋上疏攻郑，措辞极为犀利：

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若欲释疑，计唯明告宫中，力求皇上速将张差所供庞保、刘成立送法司拷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不但宫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

试看“执法讨贼”、“皇上亦不能庇”两语，可知中国固有的法治观念是如何彻底！而亦正因有这样虎虎有生气的言官，才能了解国父监察制度列入五权宪法的本意及价值。

何士晋接下来又说：

设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命国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系郑国泰保护，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则人心帖服，永无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举，一唯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羽，使远遁，或阴毙张差使口灭，则疑复生疑，将成实事，唯有审处以消后祸。

按：这段话初看似乎蛮横无理，倘使张差的逆谋“与国泰无干”，如何又要责成郑国泰保护太子及皇长孙？而且身为外臣，又如何保护？其实，此乃针对郑贵妃所发。玩味语气，何士晋是提出了一个调停的办法：只要郑贵妃能负责太子父子的安全，不妨大事化小，仅将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法办，此外从宽不问。假如郑贵妃连这样最起码的保证都不愿提供，那么，为了替太子消除隐患，非彻底追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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