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廷杖，尤其是在崇祯年间，有许多怪事。崇祯用人，滥施祸福，进退无常，一下子杖斥为民，一下子复又起用，因此，地方官遇到闯道的老百姓，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

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是个“羊毛皮”，可能就会打出祸来——廷杖的官员受了重伤，狱吏有个急救的方法：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自留痕迹，称为“羊毛皮”；此辈有一天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可能会施报复。所以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万历年间的言官，最易获罪者，莫如“争国本”一事；所谓“国本”，指立储而言。在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常洛生，颁诏赦天下。到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常洵生，二月间，常洵的生母郑妃即进封为贵妃。

常洛的生母是王恭妃，生元子数年未进封；而皇三子一生，郑妃即被封为贵妃，则神宗的爱憎，殊为显然，将来可能由于郑贵妃恃宠而争，立常洵为太子，因而大学士申时行等上奏，请早立东宫，又举前朝成宪，英宗两岁、孝宗六岁、武宗一岁被立为太子为言。神宗的批示是：“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

这一批，神宗的想法越发明白——竟以为元子可能幼殇。存此想法，易启人毒害元子之心。于是给事中姜应麟等上言：“贵妃虽贤，所生为次子，而恭妃诞育元子，至鬯承祧，顾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进恭妃，次及贵妃。”

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是为王恭妃不平，实际是为了尊重元子的地位。神宗大怒，姜应麟等被贬为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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